写在前面的话：本文节选自日本军事杂志《丸》，仅为学习交流之用，不代表译者认同其原文观点

  小林照彦 1920年生于东京 1940年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十三期毕业 后由炮兵科转入航空兵科学习飞行驾驶技术（轻轰炸机专业）1943年11月进入明野陆军飞行学校龟山分校接受战斗机教育培训改飞战斗机 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官 1944年11月以陆军大尉军衔升任东京都下调布飞行第244战队战队长 就任时年仅24周岁 成为旧日本陆军史上最年轻的战队长 生涯合计击落B29十架 F6F二架 1945年11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复员返回东京老家 1946年明治大学法学部入学 1950年大学毕业 1954年9月加入日本航空自卫队任三等空佐（少校） 1955年美国留学半年接受F86战斗机改装培训 1957年因空中事故殉职

  回忆要从高松的天空开始。当时我正在位于四国的高松机场（明野飞行学校高松分校）忙于飞行学员以及缅甸留学生的教育培训，忽然一纸调令传来，仿佛做梦般我便被调到了飞行第二四四战队任职。具体的时间是昭和十九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此时菲律宾方向的战局正日趋对我不利，以“神风”为首“银河”、“振武”等特攻部队不断起飞，而在大约一个月之前，一架由塞班岛起飞的B29轰炸机也首次出现在了东京的上空。

  翌二十九日，我便急匆匆地乘机抵达了位于东京都调布市的任职地点。此时“震天制空队”业已组建。东京的防空师团司令部位于竹桥，除调布外还在成增、柏、松户、东金进行了分别部署，合计五个部队。各战队分别派出四架飞机和人员，用来组建所谓的采用撞击战法的震天制空队。

  正在维护保养中的陆军飞行第244战队三式战斗机一型丁 （24号小林队长座机）

  可是，虽然有了编制，但最为要紧的“飞燕”战斗机的性能，却只能达到七千五百米，至多到八千米的飞行高度。而B29来袭时的高度能够达到一万米以上。无奈之下只能将大部武装拆除，以期达到尽可能的减轻重量的目的，最终决定连保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防弹钢板也要拆掉，采用直接撞击的方法消灭敌机。

  当时我方负责担任这一方向防空任务的有隶属第一总军的第十飞行师团和驻大阪的第二总军第十一飞行师团两个师团，这个震天制空队就是在这两个师团的命令下于十一月中旬组建的。

  然而，根据震天队的作战使命来看，其他采用常规配置的战斗机由于没办法取得足够的飞行高度，是可以不参加对B29的拦截作战的。虽然我认为这很不正常，但在作战中的确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从地面上看与敌机擦肩而过感觉距离很近，但实际上双方存在的高度差根本没办法解决。

  于是我到任后不久就提出，这种专门拨出四个人或者八个人，把队员分成参与拦截B29的和不参与拦截B29的两组，这种行为是反常的，既然挂着防空部队的牌子，就要全员参与帝都的防御作战。主张与其仅让一部分人执行那样的任务，不如想一些能更加进一步提升空中战果（可以全员参与）的方法出来。结果情况反映到上面以后却仅得到了诸如“高度如果觉得不够，那就都拆掉机炮给我上”之类不负责任的答复。另外针对我的建议认为“这种事（全员参加）不切实际”的意见也很强势。

  总而言之，十二月三日，为了拦截初次来犯的敌机我驾机飞上了天空。可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取得足够的高度，顶多也就只能飞到八千米。不过幸运的是敌机的高度也是八千。只不过对于我方而言这已经是飞行高度的极限。于是我便对敌轰炸机群的带队长机实施了水平方向的正面强攻，结果被轻松击落。B29轰炸机机群是按照十六架或二十架的数量组成一个编队，然后再一个编队接一个编队的接踵而至，总数量上不计其数。而当时我迎击的机群采用的是四个四机编队制，所以敌机飞过来一个批次就是十六架B29。我就是面对这样阵容从正面实施的攻击，虽然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样做是莽撞无谋，但也别无他法，因为爱机的爬升能力已发挥至最大极限。敌机的全部炮火向我猛烈射击。犹如钻入了一道道由上下飞舞的炮弹所组成的火网之中似的。

  明野陆军飞行学校装备的三式战斗机一型甲 为了减轻重量提升高空性能省略了涂装直接将铝合金蒙皮暴露在外

  再加之，敌机遭到攻击后位于敌轰炸机机群后方和侧方的其他轰炸机也不断前出给予掩护支援，如果我方也拥有可以与敌机相匹敌的数量，那么也能够区分出一部分兵力从横向突击对敌机群进行分散和牵制，然而由于数量的劣势这一点也没办法做到。在这种我机性能已至极限的空域，敌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完全不会进入我方预设的战场，所以没办法取得有效的攻击阵位。任你在机舱内再怎么着急，最后的结局依然如同蜉蝣撼树、螳臂当车。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初次上阵便被B29击落。由于感觉到很恼火所以马上又换了备用机再次升空迎敌，但已经追不上了。所以主要的问题还是性能。还是想要一款可以堂堂正正跟敌机正面交锋的战斗机啊。

  另外，在情报获取方面也存在延误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敌机群运动到伊豆大岛附近才被发觉的话，由于我机爬升至一万米高空须耗时一小时。而在此期间，敌机只需要四、五十分钟即可抵达东京上空。所以，如果不在敌机抵达伊豆大岛之前掌握准确的情报那么仗就赶不上了。虽说最初有每秒十五米左右的爬升速度，但是爬升至五千、六千米时爬升率就会降到每秒五米、七米，等到最后就只能一秒钟一米慢慢往上爬了。

  我们使用的三式战斗机“飞燕”，在当时虽然号称是作为高空战斗机具有最优秀的性能，但从整体而言用于对抗B29还是非常勉强。而除了飞燕之外，日本也没有高空性能更好的战斗机可用，虽说当时也有极少一部分采用喷气发动机、火箭发动机的新型机正在研制，但对于那样的高性能机最终能否装备部队，我们完全就是一种求神拜佛的心态，并没有做过多的指望。

  敌我双方战力相差极大。虽然这一点早已知晓，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在产能和时间节点等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塞班失陷的意外之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B29的侵入高度虽然最初是在八千到九千米左右，但随着我方真正开始对空战斗，高度已经上升至一万米以上。

  这里我就昭和二十年一月二十七日发生的一次撞击战斗，进行简单的叙述，用具体的事例展示敌我双方战力的差距。

  当天，我在师团司令部得知了敌机入侵本土的消息。怀着焦急的心情返回基地的我，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便驾机升空。时间是下午将近一点。虽然心里想着“今天一定要跃上万米高空，与敌机决一死战”，可是从五千米爬到六千、进而爬至八千、九千米高空，由于上升速度缓慢，心情完全是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

  富士附近由一中队负责，而我在八王子上空待机。下午两点，敌机出现，是十四机组成的编队群。一般的情况下应为十六架，十四架的话说明已经有二架被击落。正沿富士山西侧北进，在甲府一带向右盘旋向东京方向进发。虽说是敌军但着实是气势磅礴阵容严整。而我此时的高度是一万零五百，可以说现在正是天赐的良机，是求之不得的前上方攻击机会。

  敌机是字面意义上的“荒鹫”、而我方是“飞燕”。由于一旦错失良机再进行追击近乎不可能。于是，我心中暗喝一声便下定决心开始反转、突入，朝着敌编队长机开始攻击。遗憾的是，经反复瞄准的射击却全无一点反应。由于放跑了敌长机，于是立即将攻击目标变更为敌二号机，在继续射击的同时对其巨大的胴体毅然实施了冲撞。

  B29的巨大身躯顿时塞满了我的整个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冲击。只听“哐—”的一声我便理所当然的失去了意识，等我苏醒过来时爱机已经陷入尾旋，距离地面大约三、四千米左右。坠落、跳伞，多亏我下意识的操作完美没再次出现错误，这才九死一生逃出生天。撞击时敌机的高度为九千二百米。可能是当时敌机认为已无必要再爬升至更高的高度了吧。

  果然一旦在高空展开作战，高度差个五百、一千，都会对飞机性能的发挥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

  那么，用来保卫东京的战斗机到底有多少架呢？谈到这，据我所知各战队合计约一百架，其中具备高空战斗能力的在三十架上下。剩下的飞机虽然从地面上看起来也是飞在空中威风凛凛，但并不能对敌机造成任何的威胁。

  虽然当时经常吹嘘我们的对空防御是“铜墙铁壁”，实际上完全就是在掩耳盗铃，纯粹就是一种宣传上的手段罢了。对我们飞行员而言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所能的把敌机打下来。由于主要的目标是干扰敌机投弹，让炸弹不能很好的命中目标，好歹打下一架两架下来的话，那么对于敌人精神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完全阻止敌军的轰炸行为其实就是我们从来就没考虑过的事情。比如说我的部队就经常喊“要守护宫城，一定不可以当炸弹落在宫城的土地上”。话虽如此，在我方不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这其实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飞燕战斗机战斗力最为充实的时期是昭和十九年十二月到昭和二十年一、二月间，仅我们二四四战队就装备五十架上下，总装备数五十五架，其中有五架左右是备用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飞燕采用的是液冷发动机，所以故障非常之多。不过幸运的是战场在国内，而飞机是由川崎航空机制造，所以联络、维修和补给都较为方便。一旦发动机的工况不佳，不光对故障点进行修理还可以直接更换发动机，这才好不容易维持住了战斗力。

  结果，由于飞机的性能不足，为提升爬升能力，将每门机炮三百发的备弹减到了五十发，搭载的机炮数量也进行了削减。因此空战中仅能进行短促射击，而敌机受伤后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会降到七千或者六千五百米左右高度，脱离编队形成“落单”的态势，这时友军便可再次对其实施攻击，换而言之这样做也匹配上了友军飞机的性能水准。

  继飞机的性能之后，我方的航空情报网络也很成问题。装备雷达的不过调布，铫子和大岛等三、四个地方。且性能低劣，没办法提供准确的敌机来袭情报，结果到最后，部署在塞班岛附近海域的我方潜艇提供的信息反倒成了最准确的情报。

  因此，东京的防空部队当敌机从大岛上空通过时才能从师团接到出击的命令，所以是赶不上敌机最初的第一波二波攻势的，只能放弃。如果想对敌机进行精准的拦截，那么就要在大岛—东京一线的海上，或富士山附近空域待机，但由于燃料的关系，也就是说受续航时间的限制所以也无法做到。

  为了多少缓解一些上述的不利局面，一进入十二月便早早决定将战队主要兵力一分为二，分别部署在调布和滨松两个机场。也就是说在滨松既可以保卫东京也能兼顾名古屋的防御。这样部署主要是为了利用高空的偏西气流，无论是去东京还是名古屋方向都比较有利，可以多多少少弥补一点性能上的劣势。不过，这也进一步加重了飞行员体力上的负担。需要两头来回奔波。

  在飞燕队由滨松调往鹿儿岛的知览机场、驻成增的钟馗战斗机队转移至都城以后，柏、松户、东金以及下馆虽然又部署了两个为了恢复战斗力而从菲律宾撤回来的部队，但战斗力绝对没跟上，也就是说飞行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雏”，这样的一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驻柏、松户、东金的飞行队当时虽然装备的是二式复战，是双发机，但问题的关键是士气不振。

  夜间防空作战方面，确实听到过一些认为我们敷衍了事的言论。可这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探照灯之类的防空装备虽然从地面上看，确实能很好的捕捉敌机的行动，但实际上光线只能抵达六、七千米的高度，再往上光线就照不出敌机的轮廓了。我们夜间升空以后向光亮集中的区域望去，往往点亮的只是地面周边一带，敌机却一架也照不到。另外，夜间作战如果我们的飞行高度比敌机高，那么也完全没有办法发现目标。上述种种坏因导致夜战时往往我们还在心惊胆颤的搜索目标，敌机都已经跑掉了。

  至于时常被诟病的雷达，非常遗憾日本的战斗机也绝对没装备。搜索目标只能依赖自己的双眼和直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指挥方面，虽说有空地间的无线电语音联络，会告诉你目标在品川上空、在横滨上空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可是从高度近万米的夜空向下望去，无论是品川也好、还是横滨也好，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别，可说都不过是一模一样的海岸线而已。然而，敌机是装备可供夜间作战的机载雷达的，在这种情况下与敌机展开空战倒不如说是一种黑色的幽默。也就是说那种类似把白色建筑物涂黑的伎俩，作为防空手段而言实际上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觉得这样的防空观念，实属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明明知道这一点还要求国民去这样做，实在是绝对没意义。

  我到任后没过多久十二月二日东京就遭受到了非常大规模的空袭。当时四宫徹中尉毅然对敌机实施了撞击，在机翼被撞断的情况下依靠剩下的单侧机翼安全返航。中野松美伍长实施冲撞攻击的时间是同月二十二日，紧接着二十七日吉田竹雄曹长于东京湾上空的撞击中殉职。

  进而三十日，及翌日，即昭和二十年元旦的凌晨三点，再次遭到空袭。为了将因昼间的疲劳而陷入酣睡的战友们从睡梦中叫起来执行任务，我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一月三日，又有相当数量的敌机轰炸了名古屋。九日东京再次遭到空袭，高山正一少尉和丹下充之少尉利用冲撞攻击取得了战果，继十四日的名古屋之后、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空袭接连不断。为此我们在调布与滨松之间不断往来穿梭，疲于奔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月二十六日的空袭规模尤为庞大，敌航母编队起飞的舰载机也加入了攻击。被视为是敌人为登陆冲绳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为此我战队不得不在一天之内连续出动五次。凌晨四点半，即由滨松起飞向东京方向进发，不过未能赶上拦截第一波攻势、在调布降落补充燃料后，又接二连三地不断升空作战，然而损失却出乎意料的大。飞燕战斗机队虽然一次性出动了全部的四十架战斗机，但故障较多，第二次出动时即已减至二十五、六架，等到第五次出动时，即使包含我的座机在内也仅剩下区区三架。当日，直接在战斗中损失的数量为八架，其余均为故障所导致的损失。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状态。

  谈到航空兵的作战指挥，第十飞行师团和第十一飞行师团的命令还总是有冲突。当我们想把基地搬到东京去的时候，十一师团却点名要我们来名古屋。说句丢人现眼的，闹到最后，很多情况下只能被迫在东京上空迎敌。对于直接作战在一线的人员来说，再没有比命令不一致带来的干扰更大的事情了。

  后来又成立了航空总军，下辖第一至第六航空军，总监由河边正三大将担任。于是我们战队就成为了航空总军的直辖部队。在接受第十飞行师团指挥的同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那样一来即使在调布降落，由于不属于同一个战斗序列，地面部队便不再对咱们进行协助。当时，我是以大尉军衔担任战队长职务，即所谓的特别上级职（军衔低职务高），而机场负责地面勤务工作的队长是少佐。这样一来，或许是出于一种拿军衔说事的情绪，有时候连我的说的话都不顶用，以至于有时让我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大敌当前的日本航空部队吗？。

  总而言之，飞机的性能的低劣，指挥系统的混乱都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在私下场合讨论帝都防空的时候，我有时会说出蠢事做的再多也是白搭这样的话来。

  位于图片左侧 正在向已转入陆军振武特别攻击队的原244战队队员敬礼的小林照彦队长

  虽然拥有五个帝都防空战斗机队，但是由于情报大多数都处于不准确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敌机到底会从富士山方向过来，还是从铫子方面过来，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伊豆半岛或富士山上空警戒。我本人通常是在富士山至八王子这一带空域游曳。不过，军首脑部却总是要我们去东京上空作战，然而去东京上空作战实际上反而起不了太大作用。

  因为如果不在敌机投弹之前就将其捕捉歼灭，那么就毫无意义。所以对我们而言，不让敌机接近东京才是最为紧要的任务。如果敌机的目标是东京的核心区，那么会从中央线到吉祥寺一带开始投弹，所以必须在敌机侵入此区域之前将其击落或进行干扰。即便如此，如果敌轰炸机从反方向袭来，还会更加棘手。防空的根本原则如此摇摆不定，究其原因还是全方位都处于劣势的缘故。

  谈到空中指挥的具体情形，我部分别在静冈县富士宫上空，富士山上空，以及八王子及立川方面各部署了一个中队，在空中采用无线电话进行联络。

  于是在通话中使用了简单的暗语。比如说B29的代号是“鲸鱼”，P51等小型战斗机代号是“沙丁鱼”，我因为是战队长，所以取了富士高峰之意被称作“高峰”。高度叫“梯子”，高度一万米称“梯子10”，数字以千米为单位以此类推。另外补充燃料被称作“喝啤酒”。部队出击则用“走，去镰仓”这句俗语引申出的“镰仓”二字代替。之所以说要用这么简单的暗号，其实是由于在分秒必争的空战中如果太过复杂会影响联络效率的缘故。

  谈到防空战斗机所应具备的性能，达到设计规定的升限高度自不必说，还应具备高速和较小的盘旋半径等对设计而言相互矛盾的性能。在防空拦截作战中，这些性能数据如果不能够长时间保持优于对手的状态，那么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很明显仅仅依靠顽强的战斗精神去弥补这些性能上的缺陷也是有限度的，这一点我想毋须多言。比如说，虽然有后下方进入或后上方进入等种种攻击手段，但这些都是建立在高速对抗低速的条件下才成立的战术，而在我们拦截B29的时候，除了待机在敌前正上方实施正面攻击之外，实际上无另外的选择。

  而且，B29即使是在高空飞行，由于配备有增压舱，实际上与在普通高度飞行并没有太大区别，从空中勤务的难易程度来讲也是没法比较的。而我方一旦使用配发的电热飞行服，就会立刻出现电压下降的情况，不但机炮无法击发，连无线电话也会变得听不清楚。为了尽可能的提升爬升能力不光减少了火力，连蓄电池都必须要拆掉。就连高空生存所必须的氧气，由于最初携带的氧气瓶经常出故障，高度升到五、六千米后呼吸都变得困难了。于是开始改用制氧剂。

  随着冲绳方面的战局转入对我方绝对不利的局面，到处开始宣扬本土决战，所以不得不被迫开始实施对特攻机的掩护训练，因此部队无法再将全部精力专注于防空作战的任务。如果对特攻机实施掩护，那么主要的作战对象是敌舰载机所以不能拆除机炮。可是，不拆机炮减轻重量又无法拦截B29的高空攻势。于是，每次变更作战对象都要对飞机进行改装。

  再加之，为了进一步提升升限，在执行高空作战任务时连机体迷彩涂料都必须要剥掉减重，而掩护特攻机时又需要迷彩涂装，在这样的情况下，作战目的变得乱七八糟。我想指挥系统随着战局的推移不断变更这一点，应该也是日本空中作战力量不断衰弱的根本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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