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要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进而为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正如习所指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

  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资源配置领域的基本问题。事实上，作为有形之手（看得见的手）和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又统一构成完整系统的调控机制。问题就在于怎么来实现有机统一，进而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及经济趋向于均衡运行创造体制机制条件。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伴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特征的认识深化，伴随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科学化，我们对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政府和市场相互关系的认识逐渐取得共识，并不断予以深化，进而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实践上形成重大突破。

  政府和市场的统一，构成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此，第一步是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水平越高，竞争秩序越好，政府作用越能更好地发挥。因为政府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弥补市场失灵，更好维护市场秩序。

  一个重点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体制机制上，可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

  在经济布局上，应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集中，从而在明确不一样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主责主业的同时留出更为广阔的竞争性市场空间，防止产生“挤出效应”。

  另一个重点是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国家重大攻关技术任务、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向非公有制企业的开放机制，完善对非公有制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涉企收费和账款清偿监督管理机制和法律体系，支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等。

  市场经济主体制度界定的是“谁在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水平高低的基础在于竞争主体水平的高低，在于企业主体有没有市场竞争力，能否在产权制度上接受市场规则硬约束。

  新形势下，要注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竞争规则的统一，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健全并深化标准体系及其改革。

  同时，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构建并完善土地市场、长期资金市场制度，培育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健全由市场评价各类要素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

  市场经济交易制度回答的是“怎样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秩序好坏取决于交易制度质量的好坏，重点是是否切实体现等价交换的竞争原则，在于价格作为能否成交的基本经济条件是否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及其变化是否真实反映供求矛盾的变化。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既要健全法律制度供给，更要不断的提高法律制度质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特别是，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机密，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及合法利益的侵犯权利的行为同责、同罪、同罚，逐步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

  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工具和实现市场交易的方式，都体现着信用关系。信用制度建设的重点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秩序上对诚信的弘扬，二是市场交易中对契约的恪守。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要在道德秩序上弘扬诚信、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恪守契约，就必须在制度上严格界定哪些可以、哪些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允许不具备履约能力的主体进入市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对于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治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宏观经济治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可以有多种方式，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间接调控。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互统一，对于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提升来说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基于中国具体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的重要范畴和政策体系。在体系构成上，不仅包含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改革举措，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在政策构成上，不仅包括货币、财政等总量政策，还包括一系列结构政策，更具总量和结构相协调的政策意义。

  在政策目标上，不仅有年度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还强调与中长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重大发展的策略目标之间的衔接，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经济政策目标与非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更突出系统优化。

  在调控方式上，不仅实施需求侧管理，还可以依据供求矛盾变化的特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根据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和战略方向，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创造需求的双向良性互动。

  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得到了实践检验与证实。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应对国际国内各种挑战面前，在供给和需求双向同时受到多种风险叠加冲击条件下，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大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也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必须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一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以提高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稳定性，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是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如人均数量水平较低等问题，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矛盾，以及“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矛盾、“过密与过疏”并存的人口分布和流动结构性矛盾、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等，都需要更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

  三是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健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进程中，我们在体制机制上尚有很多方面不够完备，需要有为的政府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

  比如，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存在典型“外部性”领域，要切实实现绿色化转型、如期达成双碳目标，就需要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逐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

  四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需要推动结构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发挥新型制的优势。一方面，打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发展合力；另一方面，以国家重大发展的策略和发展规划为牵引，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

  进一步来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体制，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强化金融安全机制；要求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空间体系，推动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等。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